2016年3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战略创新研究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主办的“科学与启蒙”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孙小淳教授，专委会主任袁江洋教授，专委会副主任钮卫星教授、刘孝廷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战略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
会议以自由发言环节开场，由袁江洋教授主持，诸位学者畅所欲言。董光璧研究员认为，无论什么文化，都有反自然的一面，我们需要反思当今的科学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处的地位。关增建教授、胡化凯教授都认为，要澄清“科学文化”的概念，并从历史和哲学两条进路进行研究。王巍教授指出，科学以其平等、理性和反思的精神，依然是一股解放的力量。面对中国的反智主义思潮，刘晓力教授、吴彤教授和郝刘祥教授都强调了科学与启蒙的重要性。钮卫星教授提出让科学家参与到科学文化的建设中来。而蔡仲教授、李真真研究员和刘孝廷教授都表达了对当今科学文明的担忧，要求用新的视角看科学。魏屹东教授表示，科学、文化、自然之间的张力必须保持，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杨舰教授则提出，当今已有许多对科学的反思，但是对启蒙的反思仍显不足。鞠实儿教授将启蒙理解为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的战争，呼吁对不同的文化与思想进行本土化的解读。此外，孙小淳教授提出要打通历史学与考古学，书写全新世科学史，方在庆研究员则希望从长时段视角对李约瑟难题、韦伯问题等理论问题进行思考。任玉凤教授、聂馥玲教授祝愿会议成功举办，张利洁副研究员、施威副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研究院的情况。
新文化运动爆发以来一百年间,中国知识界一直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启蒙运动对西方科学发展进程起了怎样的作用？中国是如何接受启蒙运动的？当代中国应该怎样认识启蒙、怎样建设中国的科学文化？在学术报告环节，学者们围绕“科学与启蒙”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对科学文化研究展开了讨论。
1 科学文化的哲学思考
澄清科学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是科学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首要任务。魏屹东教授在《“科学文化”概念的历史考察》中指出,文化是价值评判的方式、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扩展知识的手段。因而，“科学文化”概念成为了科学中道德评价与价值判断的修辞手法。科学通过计量学传播知识，通过人际网络扩展知识。但是，将科学当做文化来研究，会忽视科学的非地方化特性。张一鸣博士则从文本分析的方法入手，通过对多种期刊的整理，展示了英语学界对“科学文化”概念的界定，呼吁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建立一套本土化的科学文化指标体系，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与发展。刘立教授则从更贴近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发表题为《“科学文化素质”的内涵与结构》的报告，着重讨论了“科学文化素质”的概念。他提出，相比较“科学素质”，我们应该回归包含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科学文化素质”概念，并认为科学文化素质的内涵包括崇尚“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技能”、参与“公共决策”四点。刘立教授同时建议启动《全民科学文化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研制工作。
科学是对诸多不同科学学科的统称，相应的，科学文化中也包含的多种不同的学科亚文化，对各种学科亚文化或学科进展带来的文化洞见的讨论成为了本会场的另一个讨论热点。刘晓力教授的《认知科学中的科学说明及其科学文化意蕴》肯定了认知科学说明的独特性。认知科学说明模式有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动力系统等多种类别，其中既有还原论的，也有非还原论的。作为交叉学科群的认知科学使我们反思诸科学学科的统一性何在，以认知科学为切入点或许可以构建起科学文化的人文主义桥梁。蔡仲教授的《“数学与善”关系之文化反思》揭示了数学研究中理论模式与经验世界之间的错位，并认为这种错位导致了胡塞尔所说的“欧洲科学危机”，它使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脱节，引起了两种文化的分离、人的异化，甚至社会冲突。蔡教授呼吁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对“发现的语境”进行审美或发生学的分析。关增建教授在《计量与计量文化简论》中指出，计量文化追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是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支撑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技术保障。他认为，建设计量文化，有助于培育我们民族的历史感，正确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有助于弘扬先进文化，建设现代社会。
实践哲学是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吴彤教授的《混杂和乱象的科学——以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看》认为，从并存状态、演变历程、研究目标和研究传统等不同角度来看，科学具有不同形态，是无法统一但具有合理性的“混杂”体。然而在当今的科学实践中，科学表现出了许多并不合理的“乱象”。良性科学应该是有伦理制约、有人文关怀的对大众和社会负责的科学。刘孝廷教授在《别一种科学实践——作为精神实践的科学》中指出，哲学探讨中常常缺失对精神实践的关注。精神实践处理个体与自己的关系，是个人生命自我认同的根本形式。科学是理解世界的理性方式，体现出一种实践精神，因而可以开辟出精神实践的新途径，使我们在传统的宗教之外建构自己的精神生活
此外，袁海军教授的《科学的政体和启蒙的进阶》从哲学的高度上讨论了科学进步和社会启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启蒙通过理性将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实证主义哲学一方面导致科学的数量化，一方面导向专制政治。揭示科学理性的社会向度，就可能建立理性与社会之间的本质关联，重构科学与人的恰当关系，以更新启蒙议程，使启蒙借助科学已经取得的本地合法性获得持久的文化动力。
2 科学文化的历史研究
《历史宣言》是2014年两位美国历史学家通过互联网发表的一本编史学专著，在西方掀起一场有关历史学之功用的大辩论。刘钝教授的《司马迁的雄心和李约瑟的视野——<历史宣言>的中国回应》（由郝刘祥教授代为报告）介绍了《历史宣言》的主要观点，并呼应《历史宣言》关于重回长时段视角，以及要求史学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呼吁，发表了自己对科学史研究核心任务和未来方向的看法。刘钝教授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核心任务和最重要意义，不在于皓首穷经式地纠缠历史上某些具体技术发明、名词概念的细节，而是应该有大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师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那些重要关节点，重新正面回应李约瑟问题的挑战，解答现代科学、现代世界以及人类理智启蒙是如何发生和实现的问题，并藉此为在中国实现理性启蒙做出贡献。
孙小淳、鞠实儿、袁江洋三位教授则从具体的研究议题入手，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史编史学思想。孙小淳教授在《诗性与礼性——论中国古代科学》中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是诗性的，它采用赋、比、兴的方式来推理、表述和说理；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运用是礼性的，它强调知识在国家治理中的实用功效。中国古代科学史的诗性与礼性的特点要求从多元主义的视角考察科学文化，要求新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编史纲领。鞠实儿教授的《中国古代数学的本土特征——刘徽圆田术注的一个解读》提出了“文本的本土解读”概念，将刘徽的“圆田术注”研究推进到本体论深度。他认为，刘徽的现实性的“圆”概念，一方面否认无穷，因而没有使用极限思想，另一方面只能算出作为整数之比的“周径率”，而没有“圆周率”的概念。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时要抛弃“普遍数学”的预设，而应揭示出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的本土特征。袁江洋教授的《科学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提出了“知识论↔方法论/形而上学↔价值论”的知识传统分析模式。他认为，在西方“自然哲学↔自然神学↔神学”的独特的知识传统下，科学文化逐步成长为一种以求真为价值导向的文化，其普遍性能够超越一切本土文化。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当以“提升民族理性”为宗旨，尊重科学的自我价值及其发展道路。
汪前进教授的《中国人要求利玛窦将中国置于世界地图之中心何罪之有？——从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视角的评判》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科学史上广为人知的一件公案，即在欧洲人制作的现代世界地图首次传入中国时，中国人要求传教士利马窦修改地图，将中国挪至地图中央的事件。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这一事件常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狭隘性的一个例证。而汪前进教授参考了全世界多个民族对于“世界中心”概念的认识，认为各个民族都有把自己当作世界中心的传统，直到如今依然如此，这并非先进或愚昧的表现，因此利玛窦对中华文明的轻视是没有道理的。
在西方科学史方面，钮卫星教授和晋世翔博士分别作了题为《科学家形象和科学理论正确性——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光线弯曲预言的验证为例》和《“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 的报告。钮卫星教授回顾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光线弯曲预言获得验证的历史。他指出，广义相对论的发现及证实常被采取一种戏剧性的叙事，将爱因斯坦的成功描述为在1919年日全食观测成功后突然发生的。但实际上1919年的事件更多地只是一场公众和媒体的狂欢，对于爱因斯坦以及很多支持他的理论物理学家而言，以及对于物理学本身的发展而言，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远没有后世的说书人们渲染的那样重要。晋世翔博士的研究则聚焦于中世纪以来欧洲自然科学发展演化的历史。他指出，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下的“数学”和“实验”概念的背后都蕴藏着不同的形而上学背景。只有结合古今不同的形而上学背景，澄清数学与实验具体含义的历史变化，才有助于古代科学思想的重新激活。这一激活工作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革命论者的史学工作。
此外，武晨箫博士的《政治家在后发国家科学体制化中的作用——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例》探讨了日本引进西方现代科学的历史。她认为，政治家和政府对科学的认识、态度决定了一国科学体制化进程是否顺利。她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通过自下而上地宣传启蒙思想和自上而下地建立科教制度两种途径来实现国家科学体制化。这两股力量分别对应着科学“致实用”、“求真知”的双重作用，共同促进了日本科学体制化的成功进行。
3 科学文化的社会影响
文化本身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因此科学社会学是科学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赵万里教授的《科学文化中的小传统》即从这一视角入手，讨论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构成。他将中国科学文化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现代科学文化，小传统分为作为异文化的科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科学和作为亚文化的科学三个层面。这两种传统交汇在一起，使中国的科学文化存在很多问题。建设中国科学文化，应该重构中国科学的文化传统，尊重中国科学的文化特殊性，塑造中国科学的文化自觉。
用社会学中的经典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科学制度化进程中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是科学社会学为科学史理论研究与现实科技政策的改进提供洞见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胡志强教授的《科学家的选择：市场模型及其局限》和董丽丽博士的《交易区视域下我国科学体制化问题初探》分别引入市场模型、交易区理论的工具合理论对中国科学文化、科学共同体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症结进行了讨论。胡教授指出，科学共同体市场模型的核心，是强调科学家的自主性价值和理性原则的地位。但它忽略了科学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重要一面，那就是传统、忠诚、友谊、美德在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强调市场模型中基于理性和契约的治理原则，忽略了科学共同体治理中传统和美德方面，是导致科学共同体中某些乱象的一个原因。董丽丽博士则援引交易区理论和墙砖模型的研究框架，认为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三种异质文化。她认为，这种探索可以对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的特殊性及深层原因作出探索性的回答，并丰富交易区理论的研究对象，拓展其研究范畴。
除了理论性思考，参会报告中也有现代科学引进带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具体案例研究。张大庆教授的《新文化运动与卫生启蒙》以民国时期的医学变革为案例，揭示了民国时新健康（卫生）观的启蒙过程中健康与政治、疾病与政治之间的互喻关系，同时，有关中医的论争成为了文化批评的公共话题。卫生运动从此兴起，并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改良结合起来，成为了现代性的象征，“卫生”从而成为近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4 科学文化与中国
如何培养中国的科学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引进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教训有那些？这是本次会议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域之一。与会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观点。
胡化凯教授基于对20世纪中国理论物理学家群体的调查研究，发表了题为《20世纪中国理论物理学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报告。胡教授指出，相对于20世纪初以来世界性的理论物理大发展，以及建国后国内的技术物理发展而言，20世纪中国的理论物理学成就明显不够突出。他认为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是：在人才队伍方面，早期出国学习理论物理的人相对较少；在学术领袖方面，留学回国的老一辈物理学家缺乏大师；在社会环境方面，国家对理论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又有政治运动的干扰。而这一结论实际上也部分地适用于其他一些基础性学科。熊卫民副教授的《科学文化与官场文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一方面重视科学，一方面对科学文化进行驯服，这导致了科学文化的式微，产生了诸多恶果。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文化对科学文化的压迫有所好转，但是也有回潮。因此，科学文化的培育任重而道远。丁兆君博士的《“八一八”中国的科教传统》通过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广东大学等案例，说明当时中国大学拥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反映出知识分子民主与独立的精神。相比之下，当下中国科教制度中则存在政府过度控制、大学缺乏传统等问题。苏湛副教授的《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结构——以宋代为例》则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尝试解答为什么现代科学无法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自然萌发的问题。他以宋代为例，指出宋代的科技活动的模式和社会支持体系与现代科学有本质区别。这一体制在当时有利于高效地发展实用技术，并利用实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但无法支撑近代式的科学—技术互动进程。
吴国盛教授的《现代中国科学主义的由来》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讨论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源流。他首先澄清了“科学主义”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不同含义，认为民国时期科学已成为国共双方都必须认可的意识形态，中国科学主义的根源是科学之自由精神不被中国人所了解。他认为，科学文化的概念边界不清晰，换用“科学人文”的说法可以更好地弘扬科学精神。
章梅芳副教授的《民国时期的科学启蒙与性别政治——以大众报刊为考察对象》和王广超副教授的《近代物理学书面语文法的嬗变——以物理教科书为中心》分别利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现代科学引进之初科学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章梅芳副教授通过对民国报刊的考察，认为民国时期科学话语与性别话语互相交织，女性的科学启蒙反映出科学启蒙深入到日常生活，科学话语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国家话语与政治话语。王广超副教授考察了近代物理学书面语的演变历程。在传教士、日语物理教科书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物理学书面语由最初的文言形式，依次表现出浅文理、欧化和白话的特点。这最先体现在初中物理教科书中，随后逐渐波及到高中物理教科书。最终，物理学书面语成为一种以长句和复句为中心并夹杂着白话元素的表述形式。
民国时期著名科学家和学术领袖在现代科学移植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对现代科学与科学文化的认识也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焦点。李正风教授的《陈独秀的科学观及其影响：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展现了陈独秀的科学观从对科学的朴素认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历程，揭示了科学证明—科学功效与科学可靠—政治正确两种互证循环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影响。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局限在于它没有深入反思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作为社会建制的侧面，一是科学的平等精神对现代文明的作用。潜伟教授的《竺可桢与贝尔纳：三十年科学文化缘》对竺可桢与贝尔纳的交往进行了历史梳理，指出二人关系虽然随政治环境的变动而起伏，但是贝尔纳的著作始终是竺可桢的思想源泉。同样关注竺可桢，潘一骁博士的《竺可桢求是精神探原》将竺可桢求实精神的来源分为三个方面，即求是书院的“实事求是”精神、王阳明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坚持和西方文化对真理的追求。他认为，在实现求是的路径上，竺可桢特别强调“明辨之”和“笃行之”两点。何杨博士的《胡适与中国逻辑史学科的建立》则梳理了胡适对中国逻辑史学科的贡献，以及后人对胡适工作的评价。他认为，胡适宽泛的逻辑观没有割裂古人思想，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特点，但是对逻辑史的研究还是应该将“说理”作为核心。
此外，刘晓副教授的《龙跃于渊——帕格沃什会议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和接触》通过介绍帕格沃什会议及其对中国问题的反应，展现了原子弹问题上科学家立场与国家立场的相互影响，折射出20世纪中叶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中的地位。韩军徽博士的《BMC撤稿事件的文化反思》同过详细的案例剖析，指出此次学术造假事件某种程度上是系统性的，第三方作为一种商业力量进入了学术造假的过程中。这两个特点反映出我国科学文化的局部“病态”，其根源是我国学术评价体系尤其是职称评价体系设计的不合理。
专委会副主任钮卫星教授在会议最后做了总结发言，认为本次会议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综合了历史、哲学与社会等多种研究视角，体现了公平、平衡与平等的精神。在当今“两种文化”分裂的现状下，如何统一“科学”与“文化”，如何建设当今中国的科学文化，是科学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次会议是专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成功举办意味着专委会工作开始正常运转，专委会在以后也将为致力于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多交流的平台。
供稿：佟艺辰
